编者按：

9月21日，“我心中的中国科学院”征文活动评选结果公布，张厚英撰写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电视剧观后的感慨》荣获优秀奖。张厚英，空间中心研究员，曾任中科院计划局常务副局长、应用研究与发展局局长、高技术研究与发展局局长、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中心和空间科学与应用总体部主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应用系统总指挥等。其他获奖文章可参阅http://www.cas.cn/zhengwen/。

前不久中央一台播放的电视剧《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有些镜头情节使我潸然泪下，为什么呢？因为其中许多科学家是我熟悉的，有的还是我的领导。因为我曾担任过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的学术秘书和在做院应用研究与发展局局长时同时兼任过中国科学院第一、第二技术科学部的办公室主任。所以和剧情中的许多老科学家，邓稼先、于敏、陈能宽、王洤昌、朱光亚、陈芳允、杨嘉墀、孙家栋、彭桓武、周光召等。还有当时受到钱学森先生特别赞扬的年青有为的青年科学家王永志同志和我的高中同学戚发韧同志……我同这些诸多老科学家都有过较密切的接触，他们中间虽有一些人已离去，但他们的音言笑貌似乎就在眼前。有人看过电视剧跟我说，演员并不貌似，但科学家们的真实的动人形象和事迹，貌似如否，已不那么重要了。

核科学家邓稼先同志是杨振宁博士的挚友，同时在美国留学。杨对邓的学术能力和水平非常推崇，72年还在文革动乱期间第一次回国访问，第一个提出要见的人就是邓稼先。因为他认为凭邓的学术水平应当出许多有价值的学术论文，会是一位成绩卓著的科学家，因邓为了我国核弹事业早已隐姓埋名了。当然也就引起杨振宁博士的种种猜疑。后经周总理批准才得以相见。邓的奉献精神感动得杨振宁先生流下了热泪。

大家在剧中看到的邓稼先是一位少言寡语的人，自我要求很高，始终在关心别人的好人。我认识他是在开学部大会期间，那时他虽已患病，但不为人们所知，他依然参加会议讨论，同事们相见他依然是一脸憨厚的笑容，讨论时发言很少，总能聚精会神地倾听别人的发言，特别是对待老科学家，虽然那时他已功成名就了，但他还总是以青年晚辈姿态出现。对周围的人用相敬如宾这句话形容绝不过分。所以有的老同志有时依然按过去习惯叫他小邓。闲下来，给我的一个突出的感觉是他总是在默默地考虑什么问題。从电视剧中，在临终时对他爱人说的话“我们不能落在外国人的后面”，这恰恰说明了充满他大脑的是什么问题？时时不倦地在考虑什么！当我听到他临终的话语，想到这位从不张扬，从不谈自己，到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有那么大贡献的大科学家时，我真的哽咽了。他的临终的这一简单话语，道出了对祖国的忠诚和期望，也道出了对我们今天科技工作者的热切希望和叮嘱。

我们这个时代太缺少也太需要这种精神了。与这种精神相比，目前在科学和教育界的一些浮躁风、为追逐名利不择手段地抄袭别人的论文为己作、伪造成果、伪造学历等等。李政道博士针对这一劣风时说，在美国学术上的剽窃，等于职业上的自杀！丁肇中先生也同我说过，搞科学研究首先要喜欢它。如果为得奖（如诺贝尔奖）而去搞科学研究，不仅不可取，而且是很危险的。我认为当前，要对背离社会发展的这一切似乎应当下点狠着了。

下面我再谈一谈钱三强同志。我同三强同志的接触要亲近得多，我在科学院是负责抓物理和核物理工作的。他是副院长，正主管这方面的业务工作。特别是在他指导和协调下，国务院批准建造2.2-2.8Gev（10电子伏）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时。科学院党组决定调我到高能物理所任常务副所长，和著名加速器专家谢家麟院士一起全面主抓这一工程。我非加速器专业出身，业务上一知半解，又缺乏领导研究所和工程技术经验。正像当时有的领导开玩说的：此工作对张厚英来说是“一喜”“一忧”，喜的是领导信任授予一重任，是一个锻炼的良机；忧的是高能所人员来自各方，有2300人之多，是当时科学院第二个大所，情况复杂，领导起来困难重重。就在这一喜一忧的氛围下，三强同志给了我极大的信心和力量。他说他代表党组做我坚强后盾，让我有事就找他。在我上任的几年里，除平时向他汇报外，经常是晚上到三强家里恳谈，那时三强同志的健康由于多年的劳累已出现问題，为保护三强的身体，何泽慧先生亲自把关，一般有人约见，有时来人虽已登家门也被她不客气地挡在门外，我那时才真正看到,一对著名科学家老夫老妻的真爱。我非常幸运，我成为例外，每次有约必见，而且谈起兴趣满浓，许多时候都是谈到深夜。太晚时何泽慧先生就会过来轻轻地叮嘱三强同志，太晚了，差不多了吧！即使叮嘱过后，意犹未尽之时常有之。真可谓那段时间他已是我的良师益友了。细想那段时光，叫我怎能不怀念。这里我讲一个小插曲：有一次何泽慧先生要出差，她碰到我说，她要出差，在她出差期间让我多照顾一下三强，这对我来说是多大的信任啊！我满口答应，并请她放心，我会全力做的。我心里正掂量如何做和如何做好这件事时，何先生已发现我误解了她的本意，回来又叮嘱说，我是要你在我出差不在家时，减少去找三强的次数，让三强多休息。此时我恍然大悟，我误解了何先生的本意。再讲一段三强同志和何泽慧先生间有趣又感人的小插曲。人年纪大了，免不了有时遇到不顺心之事易发火、生气。何先生为安抚三强同志少发火生气，不知从哪里抄录来顺口溜叫“莫生气”，其中有一段我记得是，“别人生气我不气，气出病来无人替”，念给三强同志听，这些虽是人们生活中的常事，但从又从小事中又一次可看到二位大科学家伉俪的真爱。科学上同是大家，夫妻间是模范。

我同三强同志的交谈可以说无话不说，他有时谈他的经历，有时谈他工作的历程，也谈入党时郭沫若书赠马克思资本论中科学攀登的语句。当然也谈文革中不愉快的事情。有一次，当他谈起党中央决定要搞核武器，他兴奋异常，说他同李四光先生如何拿着铀矿石和盖革计数器到中南海给毛主席和周总理做科学普及等；谈到如何组织原子弹研制工作时，告诉我万事开头难。千难万难有了人就好办。他说他是首先是从选人才做起，他历数了如何组织和推荐了王淦昌、邓家先、朱光亚、黄祖洽、于敏、周光昭、彭桓武……专家和抽调各路人才和大学生等经验。

我负责高能加速器研制建造工作时，一开始，我就按三强同志嘱咐和经验同谢家麟先生一起注意人才的选调；后来我负责载人航天工程应用系统工作，科学院推荐并由总装备部批准，任命我做系统总指挥时，那同在高能所不一样。完全是白手起家。将科学院内外来自各路，50几个研究所近1000位科学工作者，以巨阵式的管理办法按16个分系统按准军事的原则组织起来。就是依据首先选人才这个原则。选出副总指挥、总设计师、副总设计师、分系统指挥、主任设计师、主管设计师……布局完成后，就可齐步向前进了。开始阶段，总装备部载人航天办，对我们科学院是否能按航天工程的规律去完成任务，是有疑虑的，说穿了不是太信任。但是我们中囯科学院的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的优秀科学人才济济。有了高素质的人才，特别多年积累的甘于奉献的精神，只要组织得当，就能克服重重困难勇往直前。这种精神我认为可以认定他是科学院精神是不为过的。“经过大家团结一致，上下一条心，向兄弟单位学习工程经验，很快赶上来，不比别的单位差”。这是载人航天工程一次总结会上，当时总指挥丁衡高上将总结报告中，对我们科学院归口负责的载人航天工程应用系统的评价。

在负责加速器研制工作的初期，说实在话，困难重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万事开头难。当时我48岁，还算是年富力强，有时遇到困难或者工作压力太大，经常是夜不成眠。太累时不免在同三强同志交谈中也诉点苦，发点牢骚，也算在领导面前发泄一下吧。如有一次我同三强同志说，我每天要到晚两点才能休息，临睡前，吃下晚饭特意留下的半个馒头当夜宵；经常夜晚不回家，睡在办公室，儿子要考大学了也帮不了忙，爱人股骨胫折住院动手术忙于工程竟没到场，也没陪过一天病床而被同病房病友痛斥一番……等等。本想听到三强同志会给我一点安抚和鼓励。不料三强同志听了，确说了七个字：“干工程只能如此”。这七个字的回答即无表扬安抚之意，当然也无批评之嫌。我听了之后的感觉就像你正在艰难地爬坡过程中被后面的人向前助力推了一把。好像无言中告诉你，你做得对，你必须这样做！继续向前走！现在想起来这七个字的回答，既有肯定、鼓励和告诫。这七个字后来几乎成为我工作的座佑铭，我得以终身受益。特别是遇到困难和不顺心时。告诫自己向前，只能如此。这种鼓励我在日后负责工程领导工作中，如果我的队伍里有人喊累、叫困难或压力大时，我的回答也是这七个字“干工程只能如此”，当然有时也再加六个字“要么不干工程”。有人听起来，有点不尽人情，但细想，我们是在战场，这是命令。一切都明白了。

这次看了《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就更充分理解三强同志所说的七个字真正内涵，是“两弹一星”精神的真传。干事业，不论是干“两弹一星”事业，还是从事科学研究，搞科技创新，都必须要有我们这些前辈科学家的无私、无畏、甘作奉献的精神。当今社会在发展，科技在进步，形势大好，生产、科研的设备、条件经费、人们的生活状态，真可以说是今非昔比了，但我作为一个老科技工作者来说，略有一点遗憾的是，总感觉《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上所看到的那种精神，在眼下我们这个时代里，不仅无增，反而有退。这亟待我们这代人去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