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斌强：《我认识的三位伟大著名的科学家》

　　在我科研的旅途上，有三位伟大著名科学家对我影响很大，每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想起他们的教诲，就增加坚持的信心和力量，勇敢地继续前行。他们是秦馨菱、钱学森、钱骥三位老前辈。 

　　回忆秦馨菱先生的二、三事 

　　秦馨菱先生是我迈入社会的第一位入门老师，也是我遇到的一位我最尊敬的科学家。他对我的每一次教诲，至今还历历在目。 

　　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应用地球物理研究所”第四研究室工作。室主任秦馨菱先生很快就找我谈话。在了解我学的专业后他对我说：“咱们研究室要研制测量探空火箭轨道的设备，设有‘雷达组’和‘应答器’组，你学的专业都很对口。你到雷达组吧，那里很需要人。”接着秦先生就对我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他说：“搞科研，你必须掌握三门基本功：英语、绘图和照相。你不懂外语，就无法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你们学的是俄语，苏联很注重保密，俄文的科技文献不多，而英文的科技文献索引很规范。你业余时间应该学学英语。”他详细地向我介绍了研究室每周有两个晚上安排英语辅导课，由他主讲。在谈到绘图和照相时，秦先生说：机械图纸是工程师的语言，你要工人加工你设计的设备，图纸就是你下达的文件。我们经常出差，执行任务的现场情况和需要保存的文字资料，照相是最便捷的记录方法。秦先生和我的谈话，充满对年轻人的关怀和希望。 

　　过了两天，秦先生来找我，说图书馆在办理图书预订，有两本英文书对我很有用，一本是“Rsdar System Analysis (雷达系统分析）”，另一本是“Introduction to Radar Systems(雷达导论)”，问我是否想购买。在征得我的同意后，他帮我预订了，同时还帮我订了郑易里主编的“英华大词典”。英华大词典和这两本书，对我提高英语水平和技术理论水平起了很大作用。 

　　从那时起，一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除了秦先生出差外，他一直是我们的英语老师。对我们这代学俄语的人，他的辅导奠定了我们英语的重要基础。 

　　1966年前，我们每年两次到“603”进行T7探空火箭发射试验，秦先生都和我们一起到发射现场。“603”在今安徽省广德县誓节镇，位于芜湖、无锡与杭州间的中间地带。北京到广德没有火车直达，我们都是乘火车到芜湖，或是无锡，或是南京，然后由周贵寿和陈宏志同志开着雷达的牵引车接我们到“603”。从芜湖，或无锡，或南京到“603”，有一，二百公里路程，公路又是砂石路，汽车要开上七、八小时。这样，我们必须在中途吃午餐。那时，沿途的县城卫生条件很差，饭店苍蝇满天飞。揭锅盖时，苍蝇就像撒胡椒面似的直往锅里掉，起初同事们都不敢吃。秦先生先前是地球物理探矿专家，更苦的地方他都去过。他对我们说：“吃吧，高温会把细菌杀灭的。但一定不能吃凉菜，细菌随时间成几何级数增加。”秦先生这番话，成为我以后出差饮食生活的准则。 

　　秦先生很谦虚，他一直把我们这些年轻人视为同事，而不把我们当作下属和学生。当我们有了自己的孩子以后，教孩子称呼他“秦爷爷”时，他总是对我们说，叫“秦伯伯”。回忆在西安那几年，因为文化大革命，研究室由军管组和勤务组主持工作，秦先生不再是室主任了。他还经常替我们解答许多技术上的疑难问题。空闲时，和我们的孩子讲解科普知识。我的儿女至今还记着秦伯伯拿天文望远镜教他们看星星。 

　　我和钱学森先生的两次接触 

　　我和钱学森先生直接的交谈只有两次。他的严谨的科研作风和实事求是的精神，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第一次是1966年12月，在现今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1#发射阵地我们的临时实验室内。这次试验共发射了两枚T7A探空火箭，Con-9A雷达站对箭载应答机实现了全程跟踪。至此，T7探空火箭的全部科研项目圆满完成。 

　　发射后不久，钱学森先生乘车赶到1#发射阵地接见执行发射任务的全体同志。接见后，由八院林副院长陪同，来到我们的临时实验室。外面天气很冷，气温在零下二十多度，实验室内有取暖用电炉。我们赶快请钱学森先生和林副院长坐下。林副院长对钱先生说：“这次试验很成功，雷达对应答机实现了全程跟踪。火箭最高点达80公里，落地点坐标准确给出。”钱学森先生很高兴，他说：“T7探空火箭的研制是在国家经济很困难的情况下挤出经费安排的。现在圆满完成，是我们对国家一个很好的交代。我很高兴。”在随便交谈了应地所当时的“文化大革命”情况后，他就转到应答机的研制话题。钱先生问得很细，特别是对“雷达——应答机”测轨的关键技术。我们交谈了四十多分钟。在离开时，钱先生对我们说：“做什么事情都是起步难，现在迈出第一步了，只要坚持和努力，我们就会不断攀高！” 

　　这次谈话对我影响十分深远。我认识到我们从事的工作是国家和人民委托的，自己能否尽责，关系到国家的进步。钱学森先生是“581组”组长，可我在单位时从未见过他，原以为他对我们的研制情况不了解，可这次谈话让我震惊了：他竟然知道得如此清楚！ 

　　第二次是1982年初在原五院办公大楼召开的“实践2号”卫星技术故障调查会上。实践2号卫星发射升空十多天后因自旋速度太快解体，卫星早期失效。为此，国防科工委组成以七机部副部长，航天工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任新民为组长的“技术故障调查组”，组员都是航天领域的知名专家，钱学森先生就在其中。被审查的是与“实践2号”星体基本系统有关的各个单位。我们是遥控指令系统的研制单位，首先被列入审查对象。 

　　我们研究所由陈祖源同志负责组成“故障分析小组”，成员有刘世健、李国平、王国森和我。汇报那天，我们做了三个分析报告。第一个报告是刘世健同志做的，他指出：“遥控系统每发出一条‘加旋’指令，卫星自旋速度增加5圈，如果是遥控系统误发指令，自旋速度应是‘5’的整数倍。但从遥测数据看，旋速许多都不是‘5’的整数倍，而且有不少旋速增加的数值是小于‘1’的慢增长数据。这些数据应和遥控指令无关！”。另外两个报告是我作的。第一个报告是，经过模拟实验证明，遥控接收机中任何一个元器件损坏，即开路或短路，都不会产生误指令；第二个报告是从超外差式接收机的带外特性、镜像频率和组合频率抑制指标分析，假定遥控系统真的对自旋速度有贡献，也只可能是国外大功率雷达干扰所致。钱学森先生听得很认真，中间还多次提出问题。 

　　1982年4月，在国防科工委左家庄招待所（现在更名总装备部第二招待所，即飞月楼宾馆）召开“实践2号”故障分析总结会。钱学森先生做总结发言。他指出：实践2号卫星系统存在多方面问题，有设计思想的不完善、有技术没过关……，他表扬了‘505所’（当时人们都这样称呼我们所）工作做得很细致，分析得很具体，也批评了一些单位想含混过关。最后钱学森先生提出“系统工程学”理论。他指出：“设备交付时，各个分系统可能都是合格的，但总装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彼此就可能互相影响，有时‘正反馈’会使整个大系统不能正常工作。”他接着说：“我现在正在研究‘系统工程学’目的是想解决这些问题。” 

　　从那时起，我们电子系统设计增加了“电磁兼容性设计”，产品交付前增加“电磁兼容性试验”。 

　　钱骥先生勉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 

　　我和钱骥先生面对面的交谈，只有一次，可当时我万万没有想到，那次谈话影响了我后半生！ 

　　1982年春，国防科工委在左家庄召开的实践二号卫星总结会后不久，周荫怀同志通知我，时任七机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兼卫星总体设计部主任钱骥先生想见见王国森同志和我。次日一早，我们就乘火车进城，赶到白石桥五院大楼。钱先生见到我们很高兴，问我们是怎么出来的，以及我们在怀柔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当时我们住在怀柔北科学院干部进修学院的宿舍）。我们把近况向钱先生汇报后，他就把话题直接转到微波遥感器研制工作上来。 

　　钱先生说：“知道你们在很困难的条件下开展微波遥感器的研制工作，我很高兴。”他面向王国森同志说：“三年前，你们还在505所时，我曾托你给秦先生带去一份国外微波遥感器研制情况的资料。现在，你们终于开展这项工作了。我希望你们坚持下去，坚持就一定会有好的前景。”我们向钱先生介绍了开展散射计研制的情况以及我们研究室当前的主要工作后，钱先生语重心长的说：“咱们所是赵九章先生创建的研究所，它在开展空间物理与探测技术研究方面应起重要作用。遥感技术在空间对地探测中必有很好的应用前景。”他接着说：“遥控、遥测技术是卫星总体中的重要环节，你们所离开五院后，五院是一定要重新安排这方面的工作的，而遥感技术在我国还处在探索和起步阶段，它将在空间对地观测中起重要作用。”钱先生勉励我们：无论环境如何困难，一定要坚持下去！ 

　　在返怀柔北的途中，钱先生的话一直在我耳边回响，使我久久不能平息。按理，钱先生已不是我们研究所的领导了，却还对“咱们所”的前途如此操心，对我们研究室的前程分析得如此透彻。我衷心地感谢钱先生对我们的勉励和支持。现在回想起来，这次谈话，是我毕生的精神支柱，使我在最困难的时候有勇气坚持下去，完成国家和人民委托的任务。 

　　次年，噩耗传来，我们敬仰的两弹一星元勋——钱骥先生，因病医治无效离开了我们。我异常震惊：那次谈话，是否钱骥先生知道自己的病情后对我们的临终嘱托？有幸的是，钱先生的期盼实现了：中科院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中心已建立起一支研制空间微波遥感器的中坚队伍。